史孟康:台灣知道自己長大後要「做什麼」嗎?
你有沒有感覺到一股消極負面的氛圍籠罩我們的社會? 我有,而且我很擔心,我希望你也在擔心。 我雖然習慣了計程車司機邊聽電台廣播邊抱怨的常態, 但我很訝異,竟然有越來越多人加入抱怨的行列。 周圍的朋友、在工作上接觸到的人、 以及許多我有機會交談的年輕人, 都對台灣處處表現出不滿。到底是發生了什麼? 是不是台灣進入了青春期? 對任何事情都表現不滿, 充滿著負面的能量,卻沒有任何實質的作為。 如同在青春期的時段, 台灣已過了良好的經濟發育階段, 但以一個社會來說,我們也許還沒成熟。 台灣經濟發展絕大部分依靠用低廉的價格出口高品質的產品, 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性價比模式。 但即便我們知道這個模式的競爭力會越來越差, 即便《藍海策略》和《價值主張年代》新商業思維的書籍在台灣熱賣, 我們還是無法跳脫出對性價比模式的依賴, 就像一個大學生在畢業後仍離不開父母的照顧。 我認為,這股令人喘不過氣來的消極氛圍, 是一個社會在心理上還沒準備好「離開父母照顧」所導致的。 這讓我在想:「台灣的職涯規劃導師(Career counselor) 在哪兒?」在西方社會,學校裡都有職涯導師, 針對學生的能力找出和市場的連接點, 幫助學生準備進入社會。 更好的職涯導師甚至會多做一點, 要求學生找到一個對未來的願景, 鼓勵學生將願景做為目標前進。 如果真的要抱怨台灣政治的話 就是這個系統並沒有帶給 我們一個能找到願景的領導者。藍綠黃紅都好, 我們一直缺乏能清楚看到台灣在國際的價值, 然後規劃出願景的領導者。 反而每天只聽到政治人物互相譏諷政績和無限放大無意義的事情。 我很納悶兩個禮拜無止盡討論「成人女星在悠遊卡上」 真的有讓台灣社會進步嗎? 我覺得台灣根本不知道自己長大後要做什麼,我們需要一個職涯導師。從全球市場中可以發現, 真正成功的集體或組織,都是由願景所領導的。在 50年代,索尼 Sony就清楚講出一個在當時不可能做到的願景: 「我們要改變全世界對於日本製造劣質產品的既定印象。」 就是這個願景,驅使著公司裡的所有人前進。 這個願景在當時不只為 Sony創造豐碩的成果, 更為日本帶來正面積極的影響。 台灣現在急需一個願景, 來激發人民正面思考並主動的推動國家進步。 就像職涯導師看到畢業生的價值, 幫助他們進入社會, 台灣也急需一個領導者,能帶領台灣再次帶給世界一個不可取代的價值。當我們期盼這個領導者出現的同時, 你和我可以做的是想盡辦法屏蔽社會上的負面消極。 毫無建設性的新聞與無意義的社交媒體謾罵, 只會阻礙我們找尋並創造台灣對於世界的真正價值。 我們沒有對台灣進步做出貢獻,更阻礙,甚至扼殺了台灣進步的機會。我們浪費精力嘲笑和譏諷 Gogoro在價格上的決定, 卻忽略討論他們針對全球在追尋乾淨城市交通的需求所做的努力, 以及其可能創造的商業成就。 我們在 ETC啟用的第一天, 便傾力攻擊技術和標案程序的瑕疵, 卻忽視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完全自動的收費系統, 也沒有討論台灣應該如何利用這個成就 去開發全球市場其他國家的商機。 我們掏腰包買 Uniqlo在中國製造的產品同時, 卻一昧地拒絕支持到中國製造的Lativ, 錯失了台灣也能有像 Uniqlo或 GAP等國際品牌的機會。 許多人有機會在台灣做到當年 Sony為日本做的成就, 但一次次的機會,都快速的被我們負面消極態度給掩蓋過去, 進而錯失。感覺起來我們集體用一種盲目默認的方式, 把台灣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在萌芽時就掐死。 如果我們不主動積極地支持公司 或個人為台灣或整個世界帶來的價值, 我們要如何實現更好的未來? 沒有一個國家的未來是從負面消極中產生, 你需要問自己:「到底希望台灣長大後做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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