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文詠 ：4、5百個瀕死的人告訴我一個真理
每一次演講總有人問：「你怎麼知道自己選擇是對的？」「你後悔過嗎？」從醫生到作家，從來不是二擇一這樣單純的選擇題，但我非常幸運，在很年輕的時候，在癌末病人身上，看見人生真正重要的價值。

我常去中學演講，每次演講完，學生都會有許多的問題，我總是答不完。
有一次，我到高中演講，看著禮堂內兩千多張稚嫩的臉龐及高舉的手，突然浮現了一個想法，我宣布了一隻手機號碼，跟學生說：「如果你舉手沒有被點到，歡迎你把問題用簡訊傳到這個號碼來。」

不到一分鐘，手機已經嗶嗶嗶響了起來，我一邊回答提問，一邊瞄手機螢幕，數以百計的簡訊，在幾分鐘內湧了進來。這些看不到盡頭的問題，是坐在我眼前陽光、活潑的學生，剝開一層一層心思後，對人生的困惑與挫折。

這兩年，常常有爸媽會在我的臉書上說他孩子遇到的困難，他們都會說：「我孩子從小看你的書，同樣的話你跟他講，一定會有用。」有幾個孩子的狀況看起來滿迫切，我就會約他們聊一聊。

這些提問和困難多半與「人生的選擇」有關，我想起一個橫跨二十八年、關於生命選擇的故事。
有一次，我收到一個母親的信，她的孩子各方面表現都非常優秀，看了我的幾部長篇小說後，不但成績一落千丈，情緒也愈來愈不穩定，他希望我跟孩子談談。

碰面那天，母親一見到我立刻遞上熱騰騰的咖啡，對我深深鞠躬。

那個孩子看了《危險心靈》後，對教育有很多意見，很挫折，他崇拜小說中用自殺結束生命，表達對教育抗議的沈韋，他想用沈韋的方式表達青春期的不滿。

我跟孩子說：「如果你還不能改變這個社會，不能幫學校做什麼事，那請你先幫你自己做一點事。你要好好長大，用能讓自己快樂的方式好好長大，讓自己變成一個幸福、有能量的人，有一天，才能用同樣的方式，扭轉世界的自私、墮落與黑暗，才能夠對你自己、對你的社會、對你的國家有真正的貢獻。

那個孩子後來還不錯，穩定下來，也考了個不錯的大學，寫信謝謝我，我收到信很開心。

孩子離開了，長大了，但母親手上的溫度一直留著，這雙溫暖緊握的手，讓我想起二十八年前冬天，那隻冰冷鬆開的手。

那一年，我在醫院擔任實習醫生，某天在醫院急診室值班時，有個心肌梗塞的病人被送進來，我和家屬及醫院義工在甬道間推著病床走著，躺在床上的病人握著我的手說：「大夫我不要死、求求你一定要救我，大夫我不要死。」

我隱約感覺他存活機率不高，但卻安慰他：「你不會死，我們會救你，你不會死。」
送到加護病房沒多久，他過世了，他緊抓著我的手，漸漸變冰冷，然後就鬆開了。

這件事的震撼不全然是面對死亡。而是有人對我充滿信任、提出請求時，我無能為力。

4、5百個瀕死的人告訴我一個真理
一直到那孩子母親的那隻手，從冷到熱之間，我好像覺得，當作家這件事是值得的，儘管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答案，不是所有承諾都能夠實現，但是在「作家」這個角色上，我更有機會去關心、去努力、去改變世界。

我的人生當了十幾年醫生，一直到三十七歲才勇敢聽從內心的召喚，棄醫從文。

每一次演講總有人問：「你怎麼知道自己選擇是對的？」「你後悔過嗎？」從醫生到作家，從來不是二擇一這樣單純的選擇題，但我非常幸運，在很年輕的時候，在癌末病人身上，看見人生真正重要的價值。

我當主治醫生時大約三十歲，被派去做癌末病人的疼痛照顧。連續五年的時間，病人一個個過世，他們過世前，我跟他們聊天，我發現，我們每天最忙著追求的，包括財富、名氣、地位等，到了人生最後階段，沒有人在乎，我送走四、五百個病人，沒有人跟我說他要更多錢、更多的地位、更高的官階。

他們在乎的是關係，跟父母、跟孩子、跟配偶、跟親人的關係；或是他們在意關係不圓滿，他覺得對不起別人、想跟某人道歉。他們也在乎，人生走一遭留下什麼？在這個世界上的意義是什麼？所有生命走到末期的人都關心這些事情。

當四、五百個瀕死的人都跟你講一樣的話，你就會理解，這是真理。我開始想，假如我真的死了，這樣的人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忙著讀書、考執照，為了所謂的前途和錢途，累積付出我所有的時間……這樣一個看似漂亮的人生，我真的沒有遺憾嗎？

等到我三十七歲，面臨抉擇，這些病人給我很堅定的價值：總有一天我也會走到人生盡頭，回顧這一生時，我怎麼去看待我的人生？

這個力量幫助我，在我做選擇的時候應該要聽從內心的召喚，於是我辭掉醫生當作家。

選擇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年過半百，我益發覺得，困難是禮物，人在最困難的時候做的選擇，才決定了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人。

就是說，平常在喝咖啡、在聊天、舒服的躺在床上時，都不會決定你是怎樣的人，當好不容易你的人生混了這麼久了，終於達到一個關鍵時刻，壓力很大、非常兩難，那個時候，你做了什麼決定就會證明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你會壯烈成仁、為國犧牲，或者變成漢奸，就在這一刻的抉擇。

所以現在我面對困難抉擇都非常珍惜，因為正在決定我是個怎樣的人。